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陶瓷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古代青瓷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迷团—唐秘色瓷、宋官窑瓷、宋汝窑等，一一被科学的解开，或是找到了典型的标本，如法门寺唐秘色瓷出土及碑记证明；或是找到了比较确切的窑址，如浙江南宋官窑址、河南北宋汝官窑址。于是，萦绕在古陶瓷研究者、收藏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最为诱人的谜——柴窑窑址与标本的确认，便愈发凸现出来。 
      柴窑瓷器在二十世纪被研究者目为“瓷皇”（程村：《柴窑考证》）。可是在明代已经很难确认了，基本上空挂了“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的美名。这一谜底的揭开，深钻文献固然重要。但文献记载毕竟仅有那么几条，而且翻来覆去抄用，新意尽穷。于是人们不得不将目光紧盯在陶瓷考古新发现上，以期获得突破。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期主持耀州窑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先生，率先指出耀州窑五代时期青瓷精品，有可能是柴窑瓷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北大学教授周晓陆先生等研究者，支持禚振西先生的提法，并提出了新的方法及信息。他们的研究，使柴窑问题吐露微曦，为二十一世纪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又一次破蒙命题。在二十世纪末西北大学一次讲演会上，周晓陆教授作了《最美的青瓷》学术报告，他一边评点瓷片标本，一边介绍已发表的五代耀州窑精品，对“柴窑极有可能是五代耀州窑青瓷精品”的命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总结。 
      柴窑之迷所引起的困扰，集中在两点上： 
      第一，关于柴窑的产地。与中国古代大部分瓷窑名称冠以产地不同，柴窑是以后周世宗柴荣之姓名窑，因此它的地点不能从窑名中去讨论，我们认为造成柴窑产地无法确认的原因，在于后世记载或许有误。似乎是明代人周履靖在《夷门广牍》中较早提及：“柴窑出北地”，请注意他没有进一步伸展开来。  
      北地郡始于秦代延至北朝。范围正在陕西关中北部，今铜川即古之祋翊为北地郡之实土。耀州窑的中心窑场——黄堡，正处于祋翊治内。 
      同样成书于明代，曹昭著、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记：“柴窑北出河南郑州”，自清代之后附和此说者很多，有的有意略去“北地”二字，有的牵扯上唐河南道，有的联想起后周都汴，有的指认清、民国时的河南郑州县（见谷应泰《博古要览，黄一正《事物绀珠》，佚名《磁论》，黄矞《瓷史》，蓝蒲《景德镇陶录》，程村《柴窑考证》等多种文献）。 
      其实两种明人意见有一致处，即在北地、河南，河南当指黄河以南，陕西正处在黄河河套之南。两种意见又有矛盾之处，即北地郡从未下辖郑州，河南道的郑州也从未与北地有过什么关系。唐代邠州、鄜州地近铜川，他们的属地在北朝时期亦曾辖于北地郡，于是，在古籍传抄的过程中，是否可能将字形相近的州名误作“郑州”了，至于邠、鄜二州与黄堡窑场的距离，即黄堡窑场并不属于这二州，可以援引唐鼎州窑命名与烧造地（在京畿道铜官），唐邢窑命名与烧造地（部分在赵州），唐越窑命名与烧造地（部分在明州）等等之例，来证明文人所记载的一些古窑址地名与实际所在，是会有一些差池的。因此，柴窑应位于黄河河套之南的北地郡故地。 

      第二，关于柴窑产品本身的特点。大部分文献记录柴荣一段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诸）般颜色作将来”，又有评价道：“青如色，滋润细媚，足多粗黄土”，还有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评价，又传说柴窑器“宝莹射目光”（唐英：《瓷器肆考》）。有些讨论具体而微，例如说道：“雨后天青，止柴窑器色如是，汝窑所仿不类”（程村：《瓷器考证》录《爱日堂钞》），《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称：“柴窑瓶”大者为黑黄色，小者为天蓝色带黑斑”，陈浏《古瓷汇考》有“冰玉”之形容，黄矞《瓷史》有：“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之描写，《饮流斋说瓷》说的较为全面，曰：“柴窑固以天青为主色，但据《博物要览》，则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不止天青一色也，釉中有细文开片，见于豆绿色者较多。无釉之处，悉呈黄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读了上述各家的描述，人们便可以“按图索骥”了。 
      观测有关标本：从釉色看，五代诸窑中，只有耀瓷呈一种动人的天青色、天蓝色，也有虾青（即淡灰青）、豆青、豆绿，其中豆绿色发展为北宋耀瓷的主要色别，另有少量闪黄黝青色；闪亮炫目，有的似明镜，有的似玻璃，釉中气泡散若晨星；从釉质看，五代耀瓷精品釉偏薄，常见大小开片，小开片中鱼子、柳叶、蟹爪、牛毛、迭鳞等等各类皆具，大片则往往稀疏如冰裂、网络，这让我们体会到了“云破”的形象比喻。在五代耀瓷中，包括纯净天蓝的釉色中，也见到夹杂有黑色斑点的；从胎质看，由于耀州窑所在地瓷土的品质并不很高，所以五代耀瓷的露胎处见黄土色，尤其在器物的足部；有的如花口小碗，器壁极薄，竟达0.4—0.5mm，这种厚度，与晋唐一般麻纸的厚度亦大致相当。五代耀瓷烧造的火候温度，已明显高于唐黄堡窑产品，玻化程度很高，敲击发金石之声。综上所述，耀瓷五代精品的确达到“雨过天青云破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境界，在五代时期的举国窑业间，确乎只见此一家，别无分店。 
      明清多位研究者意识到了“柴窑”与唐秘色瓷、宋汝瓷的渊源关系，这方面文字较多。我们撷取清高宗的诗为例：《咏柴窑枕》“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青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籍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寙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咏汝窑瓷枕》“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五代耀瓷出产地铜川黄堡窑，在唐代时应当为鼎州窑的出产地，陆羽《茶经》有记：“碗，越州上，鼎州次”，鼎州窑在当时为满足京城生活对瓷器的庞大需求，从而学习多种窑口，制造多种釉色多品类的瓷器。由于越窑秘色瓷传至关中，唐鼎州窑即有仿烧越器的，到了五代时，由于瓷土、瓷釉等物质条件及审美要求，这里开始专门烧造青瓷—耀州窑系由此成熟，这时的器型，如碗、盘、碟、壶、盏托等等，仍然见到越窑的影响，而执壶、倒流壶、套盒等等，则表达了自身特质。北宋时期，耀州窑产量大增，这一窑系达到鼎盛时期，它们以橄榄绿、豆青为主要釉色，而五代精品中那动人的天青、天蓝色则不再见到了。正是在北宋晚期，汝窑（主要指官汝窑）出现了，它再一次出现了天青釉作品，釉层薄然而不透明，普遍出现各种开片，加之它的主要器型，显然有对“柴窑”的继承与发展，甚至具体到汝窑的特征，“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并不始自汝窑”，“应源自（五代）耀州窑”（见汪庆正《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由此可知，由唐秘色瓷到五代柴窑器到北宋汝窑（当然之后又续上了南宋官窑器、宋元龙泉瓷），织成了中国青瓷最美的链环。 
      基于以下思考，我们认为“柴窑器”即五代耀州窑精品（我们一再强调“精品”，是因为五代耀州窑也有一般青瓷的烧造，这些够不上柴窑的标准）：1，对柴窑所在地的探讨，曾经有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北朝时河北某窑（如景县出土品）、定窑、钧窑等等，或因地点不对，或因时代不谐，或因白瓷、钧窑品种不适，均可以不再考虑了；2，在目前所知五代北方青瓷窑中，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当时地面相对安宁，这里又有唐以来制瓷业的传统，于文献记载也有相合之处。反观河南省郑州一带，五代时正值战乱纷扰之处，至今尚未找到当时高档青瓷的产地，因此柴窑地望的寻求可以舍弃郑州一带而关注五代耀州窑；3，五代耀瓷中见到相当数量带“官”字款者，这在北方青瓷窑中是仅见的，且不论“官”字款具体意义为何，但它至少是御制官样品的定烧或仿烧谅无大错，在当时北方青瓷中，亦只有“柴窑器”方能赝此名份。以文献与实物观察相结合，可认定五代时期最杰出的青瓷产品确实出自耀州窑。可是从明代直至现今，一部分研究者怀疑乃至否定柴窑的存在，这样，就使得从唐秘色瓷向宋汝窑的研究探讨中，留下了一个触目的缺环，如果认定五代耀瓷精品即“柴耀器”，自然而然地填补了一个学术的空白，从而也填补了一个收藏与鉴赏的空白。 
      当然，“柴窑”绝不是个小问题，明代人张应文在《清秘藏》上即指出：“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上千年名窑之迷，引发数百年浩叹。我们有幸在今日，品尝考古科学与古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硕果，继禚振西等先生之后，再次已经可以看到这诱人的谜底之所在了，相信拙文一定会再次激起同仁们共同解迷的热情，让“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片瓦值千金”，“珍逾星风”，为“诸窑之冠”的柴窑瓷器。在新世纪最终走出历史的迷雾，“流光四照”地伫立于研究者、收藏家面前！